尤今
这张照片，挂在厅里。
照片中的少女，漆黑的头发，长可及肩；狭长的丹凤眼，晶亮如钻。她穿着圆领细腰的大花裙，闲闲地坐在如茵的草地上，笑容比嫣红姹紫的花卉更为灿烂。 倥偬岁月，无情流逝。
照片中的这位少女，经已白发苍苍。
她是我的母亲。
结婚之前，没有人相信，母亲能够吃苦。
外祖父是怡保殷商，住在宽敞的双层豪宅内，婢仆成群。天生聪慧的母亲，在这种优渥的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性。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入水能游、出水能弹（钢琴）。她的天分与才华，也充分地表现在语言的修养上，她不但通晓双语（华文、英文），而且，能以纤秀的字体写出一手流畅的好文章。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日军败退后，豁出性命从事抗日活动三年余的父亲，在凯旋声中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他在拜会怡保侨领外祖父时，看到了坐在小厅里为外祖父处理文件的母亲。
惊艳。
从此，外祖父那座大宅便变成了一块强力磁石，每天傍晚，风雨不改，父亲一定准时报到； 终于，成功地俘虏美人心。
婚后开首几年，父亲与朋友在马来亚北部一个唤作“和丰”的地方开采锡矿，遗憾的是，那一大块土地锡米不多，几年辛苦，付诸东流。
我出世时，爸爸已经是个小酒铺的东主了。他卖烈酒和甜酒，访客川流不息；然而，来访者都是父亲的挚友，他们不谈酒话不买酒，反之，畅谈文化、政治、社会、理想；谈得眉飞色舞、流连忘返。每每尽兴而归时，生性慷慨的父亲便从玻璃柜里把一瓶瓶酒取出来，送。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终于使小酒铺在亏损中闭门大吉。
这时，一向热衷于文化而对做生意缺乏兴趣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办起报纸来了。这份报纸，取名“迅报”。万事起头难，筹办“迅报”期间，家里经济拮据不堪。
有了三个稚龄孩子，母亲的家务永远做不完。婚前那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粗糙了、起泡了、生茧了，可是，这名曾经娇生惯养的女人，无怨。
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一所无电无水供应的小茅屋，屋外杂草丛生、群蚊飞绕。屋旁有一条邋遢的河，水流颇急，潺潺的流水声，像大自然的悲泣。骤雨一来，河水便涨，当污浊的河水漫进屋子时，带来熏天的臭气，母亲拿着竹枝扎成的扫帚，一下又一下地扫着、扫着；才扫干净，污水又溢进来，再扫、又扫，裤脚湿漉漉的，全是又臭又脏的河水。
最苦的一个时期，连屋租也交不出，面对冷言冷语上门催租的房东，母亲说尽好话打发他走，门一关，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掉。
有一年，除夕，家里有断炊之虞，爸爸在外头奔波借贷，母亲煮了一锅稀稀的粥，三个小孩儿狼吞虎咽。母亲坐在桌旁，双眉微蹙，不言不语。她面前的那碗粥，没了烟气，冷冷的、白白的，好似一张血色被抽离了的、忧伤的脸。远处，隐隐地传来了爆竹的声响，稀稀落落的，好像是星星点点的喜气，可是，这喜气，却是摒绝在我家门外的。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家来了，两个人相对看时的表情是没有表情。不消说，那一个新年，是过得非常惨淡的。
外祖父母对于女儿贫困的窘境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母亲倔强的傲骨却使她不肯接受任何来自娘家的接济；而情操高尚的父亲，对于金钱始终是很淡漠的。夫妻俩立定心意，咬紧牙关，齐心协力，共渡人生这一段萧瑟酷寒的黑暗期。 尽管物质生活是如此的匮乏，可是，在贫穷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盈充实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隔了那么、那么多年，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样子。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的小灵精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焕发着一种动人的亮光。随着“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一粒粒娟秀的字，带出了一段段波澜起伏的故事。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文化事业，永远寂寞。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三年之后，曲高和寡，倒闭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
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的啼哭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中，安定若素，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域的父亲，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四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已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于当时不足十岁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上学时有温饱的早餐、放学后有温热的午餐，妈妈的精神生活到底是充实还是空虚的，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围内。一直到我成人、成家以后，我才了解，母亲当年为了这一头家所作的牺牲，是多么的大！
对于母亲，我心里多少是有愧疚的。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猥。
我继承了母亲的倔强，而又发展了自己的顽强。自信心强，然而，比自信强上十倍的，是自尊。不容批评、不许责骂。批评一句，顶回两句；责骂几句，黑脸几天。身上尖尖的刺，一根一根横蛮无理地竖着。有一回，挨骂之后，足足几天，不和母亲说话。一天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我很震惊，妈妈居然有白头发、有小皱纹了呢！ 千万句“对不起”在心底响了千万遍，可是，说不出口。
上了大学，住进宿舍，忙着适应新生活、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回家去，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
这时，爸爸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生活过得很宽裕。孩子又一个个长大了，母亲有了可以随意外出看戏购物的时间、自由和经济能力，可是，她依然足不出户。窝在家里，她弹钢琴、读书报、看电视、听音乐；这些，原都是她生活里的最爱，可是，生命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为生活而挣扎，她痛苦地把它们放弃了。现在，有了重温旧梦的机会，她当然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充分享受。至于她曾经热爱的写作，却因荒废太久，导致笔端生锈了。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母亲“自动请缨”，为我缮抄洋洋十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伏在闪着亮泽的花梨木桌上，母亲心无旁骛地把秀丽如花的字一个一个嵌入纤细的格子里。有一个周未，我和朋友外出消遣，回家极迟，母亲却还坐在桌边俯首为我缮抄论文。
我无意识地看着，时光的河流，突然潺潺潺潺地在我面前急速地流动起来。坐在桌前的那个人，蓦地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妇，头发墨黑、双目含笑，瘦瘦的笔杆在纸上快速地移动着，灯火在她脸上照出一片绚丽的金黄色……然而，只短短数秒，幻象便消失了。
桌前的妇人，鬓已星星。
啊，就在母亲头发一黑一白间，我这个“说一偏做二”的女儿，就这样悄悄地长大了。对于母亲来说，把头发熬白了的那个过程，是何等漫长、又是何等艰辛啊！
去年，当上了医生的弟弟，精益求精，到英国去研读为期两年的专科学位，同时也把父母亲接了过去住。
母亲从伦敦寄来了大叠照片：在伦敦大桥下的、在泰晤士河上的、在白金汉宫前的、在伦敦古堡内的；还有，在蜡像馆与伊莉莎白女皇合摄的、在泰弗加广场上让鸽子站在肩膀上拍摄的；等等等等，全都显得神采飞扬。其中一帧照片，拍的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她，春天的草地，把天幕染成了淡淡的绿色，母亲在羊肠小道飞驰着，好像是天地间一股快活的、绿色的风。 在给我的信里，她说：
“几十年来，活在琐碎的家务中，好像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子里，过着录音似的刻板生活。现在，来到了风光明媚的伦敦，不必再为开门七件事烦心，我好像又回到了青春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这些年来，养儿育女的艰辛，一言难尽；但是，在舒适的晚年里看到儿女事业有成，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我所难以描绘的。”
妈妈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押了一生的岁月换取的！
（注）此文曾在报刊发表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