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今

六月，处于盛夏溽暑中的曼谷，像是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连花的灵魂也被无辜地灼伤了。

那天早上，有风，可是，那风却是被烤过的，缠到身上时，汗水滂沱而下，湿湿、黏黏的，很不舒服。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溜达着，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里传来了伊文姐姐因为极端痛苦而显得软弱无力的声音：

“妈妈病危，已进了加护病房，你快点回来吧！”

字字句句，像刀子，一颗心，当即辣辣地痛了起来。

乘搭当天晚上的班机，火速飞返新加坡，由机场坐了计程车，直奔鹰阁医院。

在加护病房里那一幕，让我难以遏制地痛哭出声。

在我前往曼谷度假前夕还精神奕奕地与我谈天说地的母亲，此刻，全无知觉地躺着，双目反白，脸色颓败，身上无助地插满了各式各样赖以活命的管子。

啊，几天未见，竟天地变色。

母亲患的是肝癌。

肝癌是最恶毒的“无形杀手”，在初期与中期，病征不显，一旦病征浮现而唤起注意时，往往已进入癌细胞星罗棋布的晚期了，患者通常熬不过半年，便撒手尘寰。就母亲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弟弟国帆是专科医生，一直密切地注意着她的健康情况。每隔一段时间便带她去验血，三年前，通过血液检查，骇然发现异状，她的肝部，生出了小如米粒的癌瘤。当机立断，入院切除了患癌的半边肝。手术过后，弟弟国帆还特地偕她飞赴香港，采用最新的治疗方法，在肝部注射一种强力药剂，借以确保肝癌在短期内不会复发。此后，在亲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渐入佳境，母亲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

然而，不论表面现象看起来有多好，我们都心知肚明，母亲体内是埋着一颗“定时炸弹”的。

知道和母亲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我们原本对她那份亲昵的爱，渐渐地变成了“溺爱”，除了天上的月亮摘不下来给她，我们都愿意倾尽所有的力量，把人间最大的快乐镶嵌进她最后的生命里。老莱子身穿彩衣娱亲的新版故事在家里层出不穷地上演着，人人想尽方法，出尽法宝，就只为了博取母亲一个惬意的微笑。有时，母亲随口说出想尝尝某间老店某种“脍炙人口”的甜点，姐姐星期天一早起身赶去购买时，却发现弟弟已站在人龙中伫候了。母亲喜欢观赏韩国剧集，姐姐便到处搜购，一套接一套地买，一套还没有看完，已有三四套全新的在“轮候上阵”了。家里虽然已经有了一名印尼女佣，可是，我们还特地多雇了一名有护理经验的菲律宾女佣，日夜陪伴在侧。一日当中，就算只有一个时辰的闲暇，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往娘家跑。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地晓得，人世间有很多东西可以等，就单单只有死亡，狰狞恐怖而又冷酷无情，时辰一到，就算你手心里握着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也换不回多一分钟的生命！

静静地流走的日子，表面上看似平静恬和，实际上却笼罩着重重阴影。手术过后残余的半边肝，在经过了风平浪静的两年多后，重又长出了可恶可恨的癌细胞。这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已不容许她再动一次大手术了。

癌，像贪婪的蚕，一点一点地吞食啃蚀母亲宛若桑叶般单薄的身子。她头发日益稀薄、双目日渐无神、胃口日益萎缩、双足日渐肿胀。然而，性子一向坚韧的母亲，从不曾叫苦、诉苦；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打起精神与我闲话家常，实在撑不住时，她便说：“你坐坐，我要睡觉了，近来，累得不行。”佣人扶她入房，她脚部浮肿，举步维艰，每一步，都好像要走上一个世纪；被病魔如此残酷地折磨着的母亲，竟没一言半语的抱怨！

然而，母亲不是时时都如此萎靡的。有时，她精神好，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便带她外出，上酒楼用餐。姐姐担心她被食物哽着，老是把鱼啊肉啊菜啊什么的全用刀子细心地切成碎块，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她，东西切得太烂，当然是恶形恶状的，对于凡事追求美感的母亲来说，看在眼里，未免失了胃口，不过，为了不要拂逆姐姐的美意，母亲总是一声不吭地吃，吃得不甚开胃；后来，细心的国平弟弟看出了端倪，便劝姐姐放心、放手地让母亲“自食其力”，记得那一回，我们给她点了一客龙虾面，母亲自己拿着汤匙和叉子，颤巍巍地吃，汤匙和叉子拿得不很平稳，面条和汁液不断地掉落、滴落在身上，不过，母亲却露出了像小孩般快活的笑容。

母亲酷爱整洁，在家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柜子，全都打扫得纤尘不染，收拾得井井有条。健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总是装扮得光光鲜鲜的；生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也依然是干干净净的；即使病重时，母亲也还是十分在意自己的仪容，只要一离开床铺，她便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妥妥帖帖，她要尽最大的努力阻止病魔改变她的形象，她容不得一丝邋遢半点龌龊，她要优雅地活着、优雅地老去。

母亲生于富户、长于富户，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老年代里，她却侥幸有入学读书的机会，小学读完了又读中学，后来虽因战乱而辍学，但是，天资聪颖的她，却靠着不断的自修钻研而扎稳了中英双语的基础；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她撰写的长篇连载爱情故事看得读者如痴如醉；而她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吸引了不少不谙外文的读者。不写作时，她便寄情音乐，十根纤长的手指一压在琴键上，便有似水乐声源源流出。

这个“静若处子”的女子，亦“动如脱兔”。一跳入水，便变成一条行迹难寻的鱼；一骑上脚车，便在飞般的速度里化作一团朦胧的影子。

当年，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是轰动怡保的一桩美事，被誉为“英雄配美人”的天作之合。由琴音编写的“老兵旧事──敌后谍报活动外一章”这则纪实作品中（收在《和平的代价》一书里），便详尽地记载了他们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1945年，战事结束后，在沦陷期间曾豁出性命积极策划抗日活动的谭显炎上尉，从美罗山下来，到怡保去拜会当地著名侨领暨“吡叻州树胶公会”会长陈同福。陈同福见到穿上威风凛凛军服而万人争睹的一三六部队军官谭显炎上尉，自是欢喜非常，盛情款待。当时，屋外挤满了无数指手划脚的街坊。两人坐在客厅中，聊得正起劲时，忽见大厅后闪出个俏丽的身影，谭上尉的目光马上被吸引住了，渐渐地有点心神不属。她，就是陈家大小姐陈陶然。一对青年男女，四目交投，只见女的花容月貌，端庄大方；男的戎装凛然，英姿勃勃。爱神邱比特，就在这一瞬间，朝他们射出了“爱之箭”。1947年7月13日，一见钟情的这两个人，幸福地缔结良缘，出席婚宴的亲朋戚友和社会贤达多达四五百人，报上贺词连篇累牍，多日不绝。

婚后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有一段不算短的时期，秉性忠厚的父亲，在生活线上碰得焦头烂额，然而，婚前娇生惯养的母亲，却能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与父亲同甘共苦。在我成长的历程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那种坚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精神。她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怕”这个字。就算家里穷得没有隔宿之粮，她依然不会皱眉头。她总说：“怕？怕什么？天塌下来当被盖啦！”生活里翻涌而起的巨风骇浪，全被她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不露痕迹地应付过去了。现在，这份勇于面对现实而又不畏困难的特质，已由母亲的血液汩汩地流进我血管里了。母亲好学不倦、苦学不辍的精神，对我而言，是终生“无言的教诲”。她总在学、总在忙；充实地学、具体地忙；学得起劲、忙得快乐。《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是她每天必啃的精神粮食，由于读得用心而又专心，小至某某歌星婚外偷情、大至某某国家发生政变，聊起来时，她都如数家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着实是她最好的写照呵！

她阅读的兴趣非常广泛，软性的文学书籍读得津津有味，硬性的医学专书，她也读得不亦乐乎。一颗脑袋宛若百科全书，兼容并蓄地收了许多软硬资料。与她聊天，话题永不匮乏。科技入侵，她不落人后，学习操作中文电脑、学习收发电子邮件，学会了，便兴致勃勃地以中文电脑写信给她在怡保的兄弟姐妹，再意兴昂扬地通过电子邮箱和她远在英国的表弟鱼雁往还。有一回，拿着她妹妹的回信给我看，笑嘻嘻地说：“嗳，嗳，我闯祸了！”信里，她的妹妹“质问”她：“你这信，明明是写给我的，为什么在信里左一句老哥、右一句老哥呢？”原来母亲先给她的兄长写了一封信，报告生活近况，为了表示亲切，在叙述的当儿，不时插入“老哥”这个称谓；信写完之后，她想，反正要报告的事儿是大同小异的，便把信首的称呼改为妹妹，把同样内容的信再打印一份，寄了出去，没想到信中的称呼忘了改，致使她的妹妹看得满头雾水。这样一件小事，却让母亲乐了许久，一提起便哈哈大笑。

母亲进入了加护病房后，明明知道死神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地在门外觊觎着，大家却自欺欺人地盼望奇迹出现。国帆弟弟动用了他所有的人事关系，请了十余名不同领域的专科医生前来，为各个器官逐渐失去功能的母亲诊治，企图力挽狂澜之既倒。伊文姐姐和国平弟弟各各向任职机构申请了紧急假期，日夜不分地守候在病榻旁。我呢，每天一放学，便从学院飞赴医院，加入守护的阵容。一颗心，好似在油里煎火里熬，白天教书时，倾尽全力使心无旁骛，傍晚一到医院，看到昏迷不醒的母亲，心便虚虚浮浮地散了；每每回家后，泪湿衾枕，夜过三更，难以入眠，几乎每晚都得借助酒后的朦胧来入睡，可是，一睡下却又噩梦连连，三番几次从床上惊跳起来，冷汗涔涔，但觉眼前道路全都是灰的，生趣全无，眼泪扑簌簌地掉得满床都是。

这时，有个睿智的朋友劝我，母亲有群医照顾，人事已尽，是否痊愈，得看天意。与其日日空叹天天悲伤，不如化悲伤为力量，找点实际的事儿来做做。他提醒我：请假在医院守护母亲的亲人，好比是前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而这些战士是需要“工兵”来照顾的。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冷静地想一想，的确有道理。这些日子，姐弟们日日夜夜守候在医院，吃无定时，甚至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个个憔悴不堪。

我于是决定每天为他们烹煮晚餐。永远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段噙着眼泪为家人烹饪的日子。我每天变换菜式，费尽心思烹煮各类佳肴，海参冬菇鸡、黄酒焖东坡肉、酱烤排骨、梅菜扣肉、香煎猪排、药材熏鸡；等等。煮好了，便一份一份放进塑胶盒子里，携去医院。看着神情疲惫的亲人捧着饭盒大口大口地吃着时，心里那份尖锐的痛楚，也稍稍得到了纾缓。有一晚，家人在我三催四请下，勉强离开加护病房去用晚餐，我和国平弟弟留下看顾一直昏迷不醒的母亲。这时，有两道清亮的光倏地从母亲突然睁开的眸子里射了出来。正以为自己眼花，却听到弟弟大喊出声：“啊，妈妈醒了，妈妈醒了！”刻不容缓地用手机把所有的人都唤了进来，对着仿佛沉睡了一千年而今悠悠醒转的母亲，大家都忍不住欢喜地哭了起来，原本阴沉死寂的病房，霎时掀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庆气氛，啊，妈妈醒了，妈妈终于醒了！大家围在床前，争先恐后地和母亲说话，母亲的眸子，在每一个人脸上恋恋地停留着，那目光，极端极端温柔，而且，非常非常专注，很显然地，她倾尽全力在聆听着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话，她都听到了，也听懂了，可是，由于鼻腔和口腔全都插着管子，她无法回应，只能以点头或摇头来表达心中的意愿。大家忘形地说、兴奋地说、笑着说、哭着说，多日凝集在心头的阴霾和沉沉压在心上的铅块，全都消除了、移开了。被喜悦冲昏了脑袋的我们，在这一刻，压根儿忘了“回光返照”这一码事。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天，每天晚上八时许，母亲总会清醒十来分钟，睁着大而圆的眸子，轮流地看我们；而这十来分钟也就因此成了全家人引颈企待的“黄金时刻”，大家聚在床前，推推搡搡的，抢着讲话，我说、你说、他说，大家一起说，母亲静静地听，心里千种万种感觉，仅仅只能通过复杂的眼神表达出来，我们读她的眼神，猜她的心意，乐一阵、悲一阵，笑一会、哭一会；渐渐地，她的眼神，由清亮而呆滞、由呆滞而朦胧，众人正疑眼前无路，却又峰回路转，目光由模糊而清醒、由清醒而清亮，如此悲悲喜喜、哭哭笑笑，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情绪都上上下下，起伏不定。

尽管医药报告并没有令人雀跃的进展，可是，每次当母亲清醒过来而以目光在各人的脸上梭巡时，大家都被这“海市蜃楼”般的假象迷惑了，一厢情愿地快乐着、心照不宣地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大家甚至已经看到“牵着母亲的手回家去”那种美丽已极的景象了。就这样一日过一日，不知不觉，母亲在加护病房已经躺了整整三个星期了。由于管子久插喉中恐会有后遗症，医生于七月十日决定撤去管子。管子撤走后，母亲小小地清醒了一忽儿，双目定定地看着姐姐，以极端微弱的声音、极为坚定的语调，说了言简意赅却又雷霆万钧的一句话：

“我要回家。”

当天晚上，母亲内脏大量出血，群医束手无策。

七月十一日凌晨四点，我们在医生和护士的协助下，以救护车将至亲至爱的妈妈接回家，凌晨五时二十五分，她在家里的大床上，在亲人万般万般不舍的恸哭中，溘然长逝，走完了七十八年的人生旅程。

母亲去世后，许多照顾过她的医务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母亲有着惊人强韧的求生意志，只要有一丁点儿希望，她便不放弃努力；我想，这和她乐天知命的豁达性格是相互吻合的。母亲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舍，为了我们，她勇敢地与病魔搏斗，最后，当她知道处于下风而求生无望时，便与现实作出妥协，提出了“想要回家”的最后愿望。母亲还有一个美丽的遗愿，她不要屈居于狭小黑暗的骨灰坛子，她要乘风破浪，四海遨游。

火化仪式过后，次日清晨，我们泛舟海上。

天空蓝得让人心醉，亮绿如绸的海面被晨曦染出了一种无可言喻的温柔。一切的一切，美丽得好似一则杜撰的神话。我们就在一朵一朵白白的浮云下，轻轻轻轻地将母亲的骨灰撒进了浩瀚无边的大海中。

从今尔后，妈妈是海中的水、妈妈也是天上的云。

妈妈是空气、妈妈无所不在。

我们，其实还是活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