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5年01月

最新活动

八方创作室将为尤今的传记文学《父亲与我》举办新书发布会。

主持人: 郑景祥先生

日期: 15-03-2015 (星期天)

时间: 2.30pm–4.30pm

地点: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五楼

新书出版

2015年新书出版:
其一:《父亲与我》(传记文学) 已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其二: 《昙花的哲学》(散文集)已由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三:《蝴蝶人生》(小品文集) 将由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碗中有乾坤

文章选读之八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2009年第14期

(出版于2009年7月(下)

[顾应钧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没有选择的选择》一书]

碗中有乾坤

尤今

问问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桌上有只白斩鸡,那么,皮滑肉嫩的鸡腿谁吃?”

朋友当中,百分之百会给予我同样的答案:“当然是给孩子吃啦!”

根据华人的传统观念,孩子是家中的小皇帝,最好的、最香的、最可口的,通通通通都得给他,都得让他。

遗憾的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样做,就等于是把一种全然错误的概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达给孩子,让他以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地呼风唤雨;长辈呢,就该事事让步、时时让路。

曾看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名母亲和八岁的儿子坐在一块儿用餐,孩子将自己所不喜欢的食物当成垃圾,毫不客气地甩到母亲盘子里;然后,叉子一伸,大模大样地从母亲那儿将他喜欢的食物取过来,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至于母亲呢,笑眯眯地任由他去。她像是绚丽的“棉花糖”,孩子任性地把她搓来捏去,她狼狈地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心里却还兀自甜着、甜着……

有个故事,已老得掉渣,可是,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没有从故事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故事中的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便刻意告诉孩子,她不爱吃鱼肉,只爱啃鱼头,结果,孩子欢欢喜喜地把嫩嫩滑滑的鱼肉吃个精精光光,妈妈呢,永远只能吮吮那多刺无肉的鱼头。孩子长大后,误以为妈妈真的喜欢吃鱼头,便永远以鱼头去圆妈妈无欢的梦。妈妈那则白色的谎言,他们听不懂。

另一种情况是:他们知道妈妈也爱鱼肉,但是,自小养成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早已无从也无法纠正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最为重要的,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管它!

其实,就我认为:身为母亲的,如果喜欢吃鱼肉,就应该大大方方地与孩子一块儿享受那雪白嫩滑的鱼肉,倘若那天鱼大,大家便多吃一点;那天鱼小,大家就少吃一点,这才算是真正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嘛!又何必自我委屈地隐瞒事实、自我虐待地啃食那“刺多肉少、弃之可惜”的鱼头!(当然,真正嗜食鱼头者又另当别论!)说到“有难同当”,我就不由得想起发生于非洲的一则小故事。有个村庄,发生饥荒,饿殍遍地。一名母亲,决定带着三个稚龄孩子穿越茂密的森林,到另一个村庄去投奔她的亲戚。很不幸地,在幽深广袤的森林迷路了,不出几天,母子三人随身携带的干粮吃罄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发愁时,发现了一棵树,树上长着浆果。母亲把浆果采了,让三个孩子吃;可是,自己死忍饥火,半颗都不碰,最后,活活饿死了。三个孩子靠着那袋浆果,又维持了几天。浆果吃完后,有两个不支倒下,最终获救的只有一个。故事传开后,人人歌颂母爱伟大,可我却觉得那母亲很不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倘若她当时够理性地与稚龄孩子分吃那袋浆果,也许不久后便会在丛林里找到第二棵、第三棵、第四棵、无数、无数棵浆果树,这样一来,母子四人都能活命了。尔今,只因为母亲有感性,没理性,两个孩子便白白牺牲了。

由此可见,愚忠固然不行,愚爱也是万万不行的。

九十年代初期,我到捷克旅行,有个真实的小故事,很深很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当时,这个封闭多年的国家刚刚开放,物资匮乏,所有外来的物品价格不菲,而香蕉,正是昂贵的舶来品;买一整束香蕉,是令人咋舌的豪举,因此,水果摊子上的香蕉,不是成束成束地出售的,而是拆散成一根一根地摆卖的。

这个动人的故事,就是当地人告诉我的。有一回,他袋有余钱,决定买根香蕉给年过八旬的老妈妈解解馋。老妈妈看到那根黄澄澄宛若金条一般的香蕉,双眼立刻绽放出快乐的亮光;然而,看着、摸着,终究不舍得吃,趁儿子不注意,悄悄地藏了起来。傍晚,孙子放学回来,她才一脸喜色地拿出来,给他。孙儿看到这条宛若天上弯月的香蕉,两眼倏地射出兴奋的光芒;他看着、摸着,竟也不舍得吃,静静地把它藏了起来。天亮时,在工厂轮值夜班的母亲回来了,他才满脸得色地拿出来,给她。母亲看到这条好似金铸珍品般的香蕉,双眸霎时流出了温柔的笑意;看着、摸着,无论如何也不舍得吃。等到辛劳的丈夫回家后,她才献宝也似地将香蕉拿给他。一家之主看到这香蕉经过“九曲十三弯”后,又回到自己手上来,眼泪不由得就涌上了眼眶。原本经已熟透的香蕉,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折腾后,早已变得十分糜软了。结果呢,一家之主拿了一把刀子,将它切成几片,全家老幼分着来吃。

触动我的,是故事里“敬老”的概念和“分享”的哲学。感动我的,是好像强力胶一般把家庭成员粘在一起那份浓浓的爱。

在我的家庭里,老者永远排第一。最好的、最香的、最可口的,永远先给他们;其次,才是我们夫妻俩;再次,才是孩子。

想想看,处于风烛残年的老人,人生道路已经走了大半,我们还不该好好地让他们颐养天年,尽情享受口腹之欲吗?至于我们自己,天天为生活拚搏,劳神费心,还不该好好地宠宠自己吗?孩子年纪小,前头的路,很长很长,要吃香喝辣,机会多的是,可为什么现在就把最好的、最香的、最可口的给他们?在饮食这一码事上,我坚守一大原则。

如果我请亲爱的爸爸妈妈来家里共用晚餐,我一定会烹煮他们最爱吃的菜肴;如果我带他们上餐馆去,我也总会把桌上最好的东西先放进他们的碗里;其他的才轮到我和孩子们分着吃。

回想昔日,我的父母亲,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不也正是这样对待我祖辈的吗?胖胖的父亲总殷切地把好鱼好肉朝白发爷爷的碗里搁,把那个白底描着蓝色花纹的饭碗塞得满满满满的,白发爷爷露齿而笑的画面,一直是我童年很温馨的记忆。

“长幼有序”这样一种美好已极的伦常关系,必须通过现实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件具体呈现,切切实实地渗透入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去,也只有这样,这个优良的传统价值观才能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倘若没有其他长辈与我们一起用餐,我便是餐桌上“最高的权威”。

家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局面:

桌上有鸡(或炸得金黄脆亮、或蒸得皮嫩肉滑),两只鸡腿,自炫自得地闪着碎钻似的油光。稚龄的孩子,手中拿着叉子,仰着头,问道:

“妈妈,谁吃鸡腿?”

我一面把鸡腿扯下来,一面应道:

“上一回,是你和弟弟吃;这一回,轮到我与你爸爸吃。”

说毕,快乐地把肥嫩的鸡腿分别放到自己和枕边人的盘子里……

萤火虫之恋

文章选读之七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 2013年第18期

(出版于2013年9月(下)

[ 钱敏摘自中国《广州日报》]

尤今

暮年丧偶,踽踽独行于天静地也静的羊肠小道上,默默聆听自己心里的唠叨,那种无边无际的寂寞,是能够把一个人的心活生生地埋葬掉的。

有些老人,在日日复制的孤寂中,忽然天降喜雨般碰上了愿意和他携手同行的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亮光带进了老人的世界。老人知道,这不是阳光、也不是月光,仅仅仅仅只是萤火虫的光,闪闪烁烁、闪闪烁烁,随时会灭,但是,那一圈晶莹剔透、浑圆亮丽的光,却是他或她暮年里全部的璀璨。

鳏夫想再婚而寡妇想要再醮,在盈耳的喧嚣里,有真诚的祝福,也有反对的声浪,其中以后者居多。令人遗憾的是,跳着脚反对的,往往是被他们视如心尖肉的儿女。

说说一则真实的故事。

吕文和蓓蒂是我们的家庭朋友,独生女荷荷,在呼风唤雨的美好环境里顺顺畅畅地长大成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年过半百的吕文和蓓蒂鹣鲽情深,天天花好月圆。然而,现实人生出其不意地闪出的雷电,既毒又狠,硬生生地将这个幸福的家庭残酷地劈成了两半。蓓蒂在58岁那年心脏病爆发,猝然而逝,留下了方寸大乱的父女俩。

22岁的荷荷,在葬礼上哭得像个年幼失怙的孤儿;与妻子同龄的吕文呢,没有流泪,一滴泪都没有,他不言不语,脸上平平静静的,但是,眼里那种近乎绝望的悲伤,却像尖利的石子,前来吊丧的人,都被刮伤了。

蓓蒂生前,等同快乐的符号。她爱说话,不是吱吱喳喳那种烦人的饶舌,而是平平实实地和人分享许许多多自寻常生活提炼出来的哲学,睿智而又风趣。她的嗓子很甜,每次说话,都让人误以为蜜枣忽然发出了声音,灌进别人耳里,字字句句都像音乐。一所音符飞绕的屋子,忽然间涨满了寂静的声音,那种感觉,是足以让人窒息的。

那段时期,吕文像一具被人抽掉了灵魂的空皮囊,活着,又不像活着。和女儿相对时,两人都刻意回避蓓蒂已辞世这个令人心碎的事实,但是,回避得太刻意了,那种悲伤,反而荡气回肠。荷荷是会计师,为了化解悲伤,她没日没夜发狂地工作,早早离家,迟迟不归。吕文呢,早在55岁那年便退休了,日子里的空白,是尖尖的钩子,勾出了一波又一波鲜血淋漓的痛楚。

丧礼过去几个月后,一日,朋友邀他参观画展,就在那儿,吕文邂逅了一颗温暖的心。女子比他小三岁,是退休老师,爱音符爱色彩,优雅地活着,也优雅地老着。

两颗迟暮的心,像两只萤火虫,彼此以自身的亮为对方照出暮年的绚烂。他想再婚,她要再醮。

荷荷反应的剧烈,全然超乎想像。她哭、她骂、她闹,只差了没有上吊而已。父亲决定再婚,她认为这是对已逝母亲最大的背叛、她也觉得这让她在亲朋戚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也许,心底深处,她还自私地想到了屋子和财产继承的问题。最后,她以离家出走的恐吓让深爱她的父亲作出了与女友分手的决定。

自此,吕文活得像个飘飘荡荡的影子。

一年后,荷荷结交了男友,正爱得如火如荼的当儿,悒悒寡合的吕文却被诊断患上了末期前列腺癌,他一个人孤孤独独地进出医院,电疗、化疗。数月后,撒手尘寰。

在葬礼上,荷荷哭得像个年幼失怙的孤儿……

我觉得,杀死吕文的,其实不是前列腺癌,而是心癌。

借千斤顶的人

文章选读之六

刊于中国《意林》杂志 2014年总第251期

(出版于2014年11月(下)

[ 李凯摘自《联合早报》网]

尤今

阿慧约我喝下午茶。

只见她耷拉脸,眉宇间压着一朵乌云,即连是笑,也含着三分苦涩。从她嘴里流出来的声音,像是一群等待检阅的士兵,硬邦邦的。

她的独子阿滨,未婚,任职于银行投资部门,收入丰厚。然而,最近,不顾她的反对,我行我素地辞职了,原因是他想趁年轻时外出旅游,利用长达一年的时间,好好地逛逛地球村。

阿慧蹙眉说道:

“近来,飞机频频出事,不是失踪,便是坠落,你说你说,我怎么放心得下呀?再说吧,一个人一整年在外面浪浪荡荡,没个温饱,叫我如何放心呢?还有,一份如此理想的工作,说辞就辞,一年后回来,还能找到同样条件的工作吗?三十几岁的人,原该收心养性,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可他却像一匹脱疆的野马,漫无目的地东奔西跑,我这当母亲的,真是一百个不放心啊!”

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

看着脸如苦瓜声若黄连、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她,我忍不住笑道:

“阿慧呀阿慧,你真是一个借千斤顶的人啊!”

“千斤顶?”她宛若碰上外星人一般,瞪着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千斤顶”是作家 J.P.McEVOY 撰写于五十代的故事。大意是说,有个人,驾车奔驰于乡间道路时,“砰”的一声,爆胎了。当他想换轮胎时,却发现车上没有千斤顶。举目四望,看到附近有灯光,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运气不错哦,农舍主人还没有睡,我这就去敲门,向他借千斤顶,他应该会说:没问题,拿去用吧,记得要归还呀! ”可是,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灯光突然熄灭了,这时,他又忖度:“农舍主人上床就寝了,如果我吵醒他,他一定会大为光火,说不定还要向我索取费用。我这就对他说:好吧,我愿意给你美金二角五分以表达我的谢意与歉意。他或许会说:什么?你以为半夜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却只用一个铜板就能打发我?给我一块钱,不然就找别人借!”这时,他越想越激动,快到农舍了,嘴里还喋喋不休:“罢了,一块钱就一块钱!但你休想我会再多掏一个子儿!我这个倒霉鬼深夜在此爆胎,只不过是要借个千斤顶而已,你却百般为难我。不管我给你多少钱,很可能你都不肯借。对,你就是这种人!”怀着这样的心情,他终于走到了农舍前,又急又猛地擂门,屋主从窗户探出头来,喊道:“谁呀?什么事?”他没好气地吼道:“你跟你的千斤顶去死吧!”

“心有千千结”的阿慧,听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发现,在日常的生活里,“借千斤顶的人”比比皆是。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大事也好,小事也罢,他们总会在自己的脑子里衍生出许多无谓的臆测,形成了许多“无中生有”的烦恼,苦苦地自我折磨。最可怕的是,这些臆测与烦恼,像胡生乱长的蔓藤, 杂乱无章地攀爬在脑子里,把事实的真相全都遮蔽了、也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都错误地“负面化”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对阿慧说道:

“阿滨已过而立之年,行事一向负责稳重,你的不放心,是对他的不信任,让他在跨出人生新的步伐前便已有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何苦呢?再说,他如今辞职看世界,肯定能帮助内在的自我更好地茁壮成长。旅行回来后,饱经磨练而心智倍加成熟的他,在寻找新的工作时当易如反掌。你即将有个面貌崭新而更为完美的儿子,还愁个啥呢?”

阿慧不语,隐隐然若有所悟。

赤子心

文章选读之五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2014年第6期

(出版于2014年3月(下)

[萧晏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爱是一朵花》一书]

尤今

查劳立宽敞整洁的办事处,坐落於曼谷繁忙的商业中心。

我们一家子依约於晚上八时到达那儿时,接待处那名肤色黝黑的中年人立刻站了起来,说:

“您们是打从新加坡来的吧?”

点头称是。

“我去通知查劳立先生。”

晚上的办事处,不但寒冷,而且,冷清、冷寂。只有复印机单调的声响,还在重复又重复地响着、响着。

通报员进去不久,复印机的声响便停了。接着,手杖触地而发出的清晰声响,由远而近、由远而近……查劳立出来了。

非常和蔼可亲的一张脸,特征是圆:脸圆、眼圆、下巴圆,连那鼻头,竟也是圆的。灰白色的头发,顽皮地在头顶卷来卷去,好似一个个张开口笑着的小灵精。

“嗨,嗨,嗨!”

亲切地和每一个人打过招呼后,他道歉:

“对不起,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请再给我十分钟,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我们异口同声地应。

十分钟后,他出来,车夫把车子驾过来,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用晚餐。

查劳立是在与日胜分别十多年后,奇迹地般在曼谷重逢的。

二十年前,查劳立是泰国政府部门里一名担任要职的工程师,在一项职员进修计划里,查劳立被派遣到澳洲作为期三年的在职训练,日胜便是那时和他在悉尼维持了三年的同事关系。大家同是亚洲人,谈起话来分外亲切、分外投机。日胜当时还是王老五,查劳立常常邀请他回家去,品尝他妻子拿手的泰国酸辣汤。三年后,查劳立受训完毕回返泰国,日胜继续留在澳洲。男人通常都不太热衷于写信,两人的交情,便这样中断了。

去年,日胜到曼谷开会,觉得参与会议的某个人很面善,交换名片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啊,是你!”

二十年前的旧相识,重逢时,居然“见面不相识”!两个人促膝长谈时,都有无限感慨!

这一回,一家子到泰国度假,日胜托查劳立在曼谷代我们订旅馆。我在电话中和他谈过话,人呢,却还是第一次见。

“我在新加坡有一位朋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我们称他为工作狂。”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大概也和他一样吧?”

“十二小时?”他侧头想了想,猛然摇头应道:”不不不!我和他是不一样的,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七个小时。”

我们都笑了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

“嘿,你们别以为我在开玩笑,真的呀!”

十年前,查劳立离开政府部门,自行创业。十年的辛勤耕耘,使他的机构成为目前曼谷首屈一指的工程谘询公司,员工多达两百余人。

在谈及这些年的奋斗与成就时,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语调并不是充满了兴奋与自豪的,反之,他语调疲乏地说:

“目前,我工作的合约源源而来,我的工程遍布世界各地。许多人都认为我可以坐享其成了,可是,我却挣扎得比任何时候都苦、都累。我挣扎,不是为了要拓展业务,而是为了平衡开支。你们想想,两百多名员工的生计掌握在我手中,我能不小心经营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屈居下位的人为了力争上游而拼命挣扎,在企业上拥有了一个小王国的人,却也为了支撑他的王国而苦苦挣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呵!

查劳立的办事处,距离餐馆原本不很远,可是,曼谷的交通情况,惊人地凌乱,没秩序、没规则,嘟嘟车横冲直撞,大小车子全不依车道行驶,到了上下班时间,处处塞车,车子在路上简直是一寸一寸地移动的。

到达餐馆,已近九点。这间餐馆,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御膳房”。

车子停在餐馆门口。查劳力开了车门,手杖先着地,然后,把身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地放到手杖上,再慢慢地用手杖支撑自己站起来,一拐一拐地将我们引入餐馆去。

“查劳立怎么会变成一个瘸子的呢?”我悄悄问日胜。

“还不是为了工作!”日胜压低嗓子答道:“到工地去视察工程时,从铁架上跌下来。”

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生活富裕的查劳立,人生道路不是铺满馨香的玫瑰花的。

查劳立在御膳房餐馆里订了一个厢房。此刻,厢房里坐了两位年轻的女孩,都是笑眯眯的。一见到我们,便站了起来,极有礼貌地喊道:

“叔叔,亚姨。”

是查劳立的两个女儿,长女念大学,次女念中学。

“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家里。”查劳立毫不隐瞒地说:“五岁时患脑膜炎,破坏了脑子,成了弱智儿童。”

我不敢答腔,生怕语调里泄露了太多查劳立所不需要的同情。

问她们:

“为什么妈妈不一起来呀?”

大女孩的回答,大大地吓了我一跳:

“母亲在半年前去世了。”

查劳立接腔:

“患胃癌死的。”

才四十多岁的男人呀,居然已经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我将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不敢看他的脸。

坐了下来,他竟又重拾刚才的话题:

“当时,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想延长她的生命,然而,她最后还是斗不过那可恶的癌症。”

他语调淡淡然的,似乎看不出曾经为此而有过刻骨的悲痛。但是,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大约便会知道:在摧心的痛苦过后,往往对一切都看得很淡。

“她的癌症发展到后期,曼延到肠部,痛不可当。她要求安乐死,我们的家庭医生也答应合作,但是,我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点头……”

听到这儿,我才听出了他语调里残存的悲意。

啊,查劳立的人生道路,不但没有处处怒放饱含异香的玫瑰花,而且,暗暗地长着不为人知的荆棘。

我无法掩饰的那一份苦涩的表情使他警觉地吞下了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悲哀,他为自己的话作了一个总结,说道: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健康!”

是稀松平常的几句话,然而,查劳立却是经历了一份痛彻心扉的死别,才得出这番了悟的。

晚餐非常非常的丰富,冷盘之后是鲍翅、北京填鸭、烧乳猪、炸乳鸽、煎牛柳、还有……,啊,查劳立简直是把我们当作鸭子来填了。

饭后,查劳立约我们去他的家喝咖啡。途中,经过一个工地,查劳立对我们说:

“这里要建一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我是这一项工程的谘询顾问。”

他接着告诉我们,目前单单在曼谷一地由他担任顾问的工程,便多达十一桩了。

我惊叹:

“你哪来的精力应付啊!”

“哦,我在每个工地都安置了一张吊床,每回视察过后,便小憩一阵子。我每天早上七点便到公司上班,一直到晚上十一时许才离开公司。如果白天不争取机会休息,恐怕真会支持不了。”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突然涌满了欢愉的笑意:

“上天赐给我最大的本领是,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合上双眼,我便能呼呼入睡。就算有天大的事情,我也绝不让它压到心上来。次日太阳升起来时,才为明日事而忧!”

查劳立的人生哲学,和我的居然不谋而合。“船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都是我的金科玉律啊!

顿时觉得心灵和他很相近。

查劳立的家到了,是曼谷市郊的一所独立式洋房。

一进了大厅,我的孩子立刻乐开了怀。沙发旁的矮几上,一叠一叠的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漫画书;还有,靠墙的玻璃橱内,一排又一排的全是卡通片的录相带。

数目和种类,是那么、那么的多,我啧啧惊叹:

“啊,漫画和卡通片,真是全世界小孩儿的恩物……”话还没说完,查劳立含笑打岔:

“我的孩子,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它们全部都是属於我这个老顽童的!”

“你?”我讶然问道:“你那么忙,哪有时间看?”

“正因为我分分钟钟都在忙,脑子难得休息,所以,我需要借助它们来松懈精神。每回子夜返家,第一件事便是看一小时的卡通片,再读半小时漫画,大笑之后,酣睡到天明,上班时,身轻如燕哪!。”

啊,卡通片与漫画书,是他的忘忧剂,亦是他的安眠药。这时,他看到我家长子津津有味地读着“Archie”漫画系列,便凑过头去,和他热烈地讨论Archie的两位女朋友Betty和Veronica究竟哪一位比较可爱。

此刻,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漫画人物的查劳立,双眼发亮,神采飞扬。笑意由他的嘴角溢了出来,在他脸上恣意泛滥,他浑然忘我地投入了那个童稚的世界中。

这是一个懂得快乐哲学的人。

他因意外而成瘸子、他生下弱智女儿、他中年丧偶。种种刺激、种种打击,把他鬈鬈的头发染白了;但是,他的内心,有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这是一个忧伤进不去、痛苦摧残不了的世界。

铸造这世界的,是他那一颗不老的赤子心。

妈妈,我不做鱼瑞!

文章选读之四

刊于中国《意林》杂志 2014年总第243期

(出版于2014年7月(下)

[ 冯国伟摘自《释放快乐》新世界出版社]

尤今

最近,在伦敦工作的次子方德,向任职公司申请了短假,自行策划到非洲的肯尼亚去旅行。

朋友惊叹:

“你怎么放心让他独自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去呢?”

治安极坏的肯尼亚,的确不是观光的好地方。但是,旅行的真谛不仅仅止于吃喝玩乐而已,多年以来,我从一趟又一趟的旅行当中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从一次又一次的旅途际遇里持续地调整自我的价值观,每每受惠无穷;也正因为这样,我深深地知道,放手让已成长的孩子决定自己的游踪,自行摸索、自行策划,把触角伸向一般游人难及的地方,让他内心那个隐形的“我”茁壮成长,对于他长长的一生,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我唯一能给予他提示的,便是防范于未然的警惕之心。于是,在电邮里,我如此写道:

“亲爱的儿子:肯尼亚失业率高,首都奈罗比治安极坏,无业游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处处游荡,他们像猎鹰般阴险地躲在阴暗的角落头,游客全都是他们觊觎的对象。他们干案时,都是一伙人在一起,所以,单枪匹马的游客,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为上。入夜之后,不要出门;即使是白天,也不要到偏僻的街巷去,一旦发现可疑的人跟在你后面,你得立刻遁入商店以策安全。几年前,与我们住在同一旅店的英国旅客约翰,便在水街被洗劫一空,连护照也丢失了,麻烦成箩盈筐。如果撇开治安问题不谈,到肯尼亚去旅行,绝对是一个美丽的选择。这个幅员广大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每一尺空间都有让人惊艳已极的风光。我想,你应该以奈罗比作为旅游的起点,到其他小乡小镇去。勇猛好斗的马赛土著,目前在肯尼亚依然一成不变地按照过去的奇风异俗生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儿子,好好地看、尽情地玩吧!”

昨天,接到他的电邮,他如此写道:

“妈妈:我多带了几双心眼,处处警惕,已在奈罗比度过了安全的几天,您且放心。在奈罗比,让我最为感动的是,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义工,放弃了原本舒适优渥的生活,在这个长年与贫穷和落后为伍的国家里,热心地推动教育与建设工作,无私地体现了人类的大爱;而这,也促使了我进行深层思考:究竟对物质无休无止的追求,是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今天,我来到了一个叫做Lamu 的古老小镇,它最特别之处在于禁止汽车的行驶,仅仅只允许使用驴子作为运输与交通工具。我充分地领略到了一种返朴归真的淳美朴实、一种没有物欲横流的清纯明净。这样的生活,不叫落后,它叫超脱,是一般城市人所无法体会的美好境界……”

我至感欣慰,儿子的确是带备了心眼去旅行的;此外,我也确知,在我们多年无形的熏陶下,他已变成了一条勇敢的鱼。

孩子小的时候,我曾告诉他们一则有关鱼的小故事。

有一条生活于海洋中的小鱼,备受父母溺爱。父母把它藏在一块大石的缝隙中,以海藻为掩饰,不让它接触外面的世界。父母每天把食物带回来喂它时,还不断地告诫它,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多可怕。鱼儿的身体不断地壮大,可是,胆子却不断地萎缩。若干年后,父母去世了,鱼儿独自生活,它根本不敢离开那块藏身的大石,只有在肚子饿得不行时,才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心惊胆战地游离大石几寸的地方,偷偷寻找果腹的东西。它足足活到101岁才死去,临终前,它含笑地对自己说道:“我是条鱼瑞呢!”

这条“鱼瑞”,不曾看过美丽而又危险的漩涡、没有经历过惊涛骇浪;从来不曾见识过海洋那种一望无垠的磅礴,对于海洋千变万化的瑰丽色彩当然更是一无所知了!

我不要我的孩子做这样的“鱼瑞”。

不要。

香伯

文章选读之三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2012年第18期】

(晴天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象:人世的形态》一书)

尤今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很旧的老屋里。

屋子坐落于怡保一条瘦瘦的老街上。

这所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那把火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来;老屋虽老,可一点儿也不寂寞哪!

到老屋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遐迩闻名,盛名历久不衰。

许多香饼,只咬一口,饼皮便猥猥琐琐地落得满地都是,而香饼里面的麦芽糖,更好似胶水一样,把牙齿粘得一塌糊涂。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面那一层,还佻皮地沾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馅儿的麦芽糖呢,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粘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做饼的手艺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没人知道;我只记得,当我还在怡保育才小学读书时,便常常看到皮肤好像古铜一样闪闪发亮的香伯,把他做好的香饼放在纸箱里,用电单车载到菜市去卖。生意很好,才一盏茶功夫,便卖个精精光光了。

一般人想吃香饼,总说:

“去中央市场找香伯买!”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章”地唤他“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

香伯,就像是现实生活里的许许多多小人物一般,慢慢地从我生活的画面淡出、淡出了。 春秋岁月悠悠自指间流走,我自小远离故乡,然而,没有想到,成长以后,姻缘那一条美丽的线,却把我和故乡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婆家在怡保,自此以后,便时时回返怡保省亲了。

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来给我,说:

“你尝尝,特地定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哪,一面烘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大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块儿;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黏牙…… 我那份原已冬眠的了记忆,立刻苏醒了。

“卖饼的人,可是香伯?”

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求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地窝在老屋里,烘饼。烘好的饼,放在铁皮桶内,每桶十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预定,香伯屋里放了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定购者的姓名和订购的数量,凡是不曾预先订购而贸贸然地摸上门去的, 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香伯也将香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人人尽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确保香饼的新鲜度。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微服出巡”,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再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

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

“机器死板板、硬绑绑的,做出来的饼,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孓然一身,怕他孤独终老,劝他寻个伴儿。他倒是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来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少年为徒弟,三个人“胼手胝足”地窝在老屋里烘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原庄货”的,却傻傻地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授徒,所以,在暮年,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拚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地,便闻到了烘饼的香味。

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透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地照了进去,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源于内 心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使这枚行将萎缩的柿子在这所光线黯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我看着那一排又一排得意洋洋地坐在铁盘上香味四溢的香饼,忍不住喃喃地赞叹:

“啊,香饼,不老的香饼!”

向日葵

(文章选读之二)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 2014年第10期

(出版于2014年5月(下)

[ 唐豆豆摘自中国上海《新民晚报》]

尤今

到伦敦度假,住在女儿的公寓里。

那天,约好在她下班后共进晚餐,做事有条不紊的女儿体恤地说道:

“餐馆坐落于九曲十八弯的窄巷里,不太好找,你们就在餐馆附近的小公园等我吧!”

早上出门时,气候温凉,我穿了一袭宽松的棉质衣裙,没带外套。天色愈暗,气温愈低,到了傍晚,气温居然降至6度。

我和日胜提早十分钟来到游人寂寥的小公园,那种砭骨的寒风夺命也似地想把人的脸皮整层刮掉,我冷得几乎连血液也凝结了。到了七点正,一向准时的女儿踪影不见;我们的手机偏又留在公寓里忘了带,无法联系。

晶莹剔透的寒气肆无忌惮,我冻成了冰湖底下一尾郁悒的鱼。看着时间滴滴答答地流走,怒气像蚂蟥一样往我心里钻。到了七点半,我的脸,已幽幽地长出了一层青苔。

“天气这么冷,她竟不为我们着想!” 我口出怨言:“简直就是个工作狂呀!”

“唉,” 日胜叹气:“伦敦的工作压力真是太大了!”

七点四十分,女儿才气喘吁吁地赶到,连声道歉:

“爸爸,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工作堆积如山,做不完呀!”

我和日胜对看一眼,果然不出所料耶!

冻得有如一片在树梢瑟缩颤抖的枯叶,我的声音,比雪更冷:

“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你过去守时的好习惯,去了哪里?”

说着,径自往前走,不再看她一眼。

到了餐馆,女儿轻车熟路地安排着各种美食。刺身、煎和牛、鳗鱼饭、酱渍豆腐、软蟹手卷、天妇罗…… 可口的美食一道接一道地上,然而,我觉得心叶冒出了很多冻疮,灼灼地痛,半点胃口也没有。

女儿欢欢喜喜地说着办公室里的一些趣事,我没有答腔,只一筷一筷闷闷地吃,一心只想快点回家盖上厚厚的被子蒙头大睡。

第二天,日上三竿才醒来。薄薄扁扁的阳光从窗隙硬生生地挤了进来,看看钟,哟,九点多了!奇怪的是,厅里竟传来了女儿和她爸爸说话的声音。

我翻身起床,走出厅外,还没开口,女儿便说了:“妈妈,我今天请假。”我讶异地问:“咦,你的工作不是堆积如山吗?”她笑嘻嘻地说:“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 桌上,放了一大束精神抖擞的向日葵,黄艳艳,活鲜鲜的,大蓬大蓬的热情源源不绝地释放。向日葵旁边,有个奶油蛋糕,还有一张卡片。

卡片里,装着女儿圆润的字体:

“亲爱的妈妈:记得吗 ,那一年,您到土耳其旅行,看到漫天漫地的向日葵,回来向我出示照片,满脸陶醉地说:那种美啊,简直惊心动魄呢!您每回看到玫瑰花、荷花和桂花,都露出馋馋的目光,想吃它们;唯独向日葵,您打从心坎里爱着它宠着它。妈妈,我和哥哥们,其实都是您的向日葵;而您,就是我们的阳光。”

读毕,抬起头来时,女儿絮絮地说道:

“妈妈,昨天下班后,我赶去办公室附近那家花店,不巧它因事休业;匆匆坐计程车赶去另一家,又碰上塞车,我真的急坏了呀!终于买到了您最喜欢的向日葵后,还得赶回家把它藏好。这样一来一往的,才会迟到的呀 !”说着,又笑眯眯地自问自答:“您猜我把花偷藏在哪儿?贮藏室!可是,我又担心它难以透气,半夜还起来浇水呢!”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在这一刻,我的眼眶里,却都是泪。

火车上的故事

文章选读之一

刊于中国《读者》杂志2014年第23期

(出版于2014年12月(上)

[生如夏花摘自新浪网尤今的博客]

尤今

晚上,由广西湛江市乘搭火车到广州去,十多个小时的路程,买了四人同室的软卧票子。尽管觉得和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同室共寝是十分别扭的一码事,然而,别无其他选择,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进入那间极为局促的车厢时,已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人坐在里面了。浅灰色的高领套头毛衣,极为得体地配以铁灰色的西式套装衣裤;染黑了的短发,一丝不苟地梳得整整齐齐;方形的细框眼镜,恰如其份地衬托出一股斯文淡定的书卷味儿。

攀谈之下,知道她是广州一部知性杂志的主编,几天前专程到湛江去邀稿,现在,大功告成,启程回家。由于大家志趣相投,谈得十分投缘。就在这时,火车站的扩音器突然响了:“请各位注意:软卧的票子还有几张,有意购买的人赶快去买!”妇人转头对我说道:

“真希望这间寝室没有人再进来,图个清静。”

我一听,便笑了起来,因为我心里也正转着同一个念头哪,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也。

然而,不到十分钟,我们的希望,便破灭了!

一位中年妇女,拖着一个行李箱,踏着碎步走了进来。

她身裁高大,穿了一套花格子的绒质衣裙;惹人注目的,是她的丝袜,橘红色的,使她两条腿看起来好像是两根活动的红萝卜。一进寝室,便以极大的嗓门朝我们友善地打招呼:“嗨,回广州啊?”老编辑微微颔首,目光停驻在她双腿的丝袜上,眸子里原先孕含的笑意全都没有了,而原本车厢里那一份融洽的气氛,也倏地僵了、冷了。

中年妇女吃力地把大大的行李箱安顿好,斜斜地靠在卧铺上,把手上的塑胶袋打开,取出里面的多种零食,摊放在窄窄的桌面上,笑着说:“吃,你们吃,不要客气!”霎时之间,甜的、酸的、咸的、辣的味儿,扭扭捏捏地交缠在一块儿,猥猥琐琐地窜满于车厢之内。老编辑皱起双眉,怏怏地把脸转到另一边去。她见我们没有反应,自顾自地抓起了一大把瓜子,嗑、嗑、嗑,发出了一种极为单调而又极为扰人的声响,一边嗑,一边把瓜子壳朝下扔,不一会儿,满地都是愣愣地张开了口的瓜子壳,老编辑的脸色更是难看了。

火车开动不久,查票员上来了。依据惯例,她要求每一位搭客出示证件。我交出了国际护照,老编辑交出了户口证。然而,那位中年妇女把自个儿大大的皮包翻遍了,硬是找不到证件,查票员要她说出证件的号码,她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啊,我记不清啦!”好脾气的查票员并没有坚持,便走了出去。

我和老编辑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骤然成了我们两人心中长出来的一块瘤。想起了层出不穷的火车偷窃案与抢劫案,又想到我背包里的几千元美金,我坐立不安。过了约莫一盏茶功夫,老编辑终于憋不住了,她站了起来,快步走了出去。刚好稽查员就在过道不远处,她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了投诉:

“我要换房!我房里那个迟来的女人,没带证件,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现在,世道很坏,我不要冒这个险!”

稽查员说:

“别的房间都满了呀,换不了。不会有问题的啦,凡是购买火车票,都要出示证件的,她大约是用了家眷的证件来买票的,出了事情,一定追查得到的,你放心啦!”

“出了事,再来追查,不是太迟了吗!”老编辑生气地说。

“不会出事的啦,您就请放心吧!”稽查员淡定地应。

当时,四周很静,老编辑和稽查员的对话,每一句都清清楚楚地传进车厢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偷窥那妇女的表情,她竟若无其事,好像外面谈论的事情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半夜里,老编辑哮喘病发作,嘶嘶嘶地喘气,好不幸苦,那女人二话不说,从自家的皮包里取出了一个喷雾器,要老编辑张开口,帮她喷;接着,为她搓药油,又从自己的热水瓶里倒出热水,喂她喝,忙了老半天,终于把她安顿好;再妥妥帖帖地替她盖好被子,才回返自己的床褥。

睡在上铺的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既感动、又感慨,啊,有许多时候,真的不可“以貌相人”呀!

早上,有人敲门,通知我们起身,还有半个时辰,便到广州了。

老编辑揉着浮肿的双眸坐起来时,女人立刻对她说道:

“我昨晚听了新闻,知道北部寒流今天南下,气温降得很低,大约只有七八度,你有哮喘病,最好披上我的大衣才出去。我的家人会来载我,就让我送你回家吧!”老编辑一张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说:“昨晚我对你有些误会,真是对不起!”

女人微笑地说:

“没有关系,我从来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双眼湿润,觉得自己上了人生极好的一课。